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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某、張某搶奪案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時間:2019-01-27

        【案情簡介】

        公訴機關指控:

        1、被告人顧某伙同張某于2010321日上午,在常州市清潭綜合市場西側江南農村商業銀行門口的路邊,采用飛車搶奪的手段,奪得被害人黃某的包一只,內有人民幣3000余元,三星手機一只等物,贓物價值人民幣50元。

        2、被告人顧某伙同張某于2010331日上午,在常州市公交車光華路站北側站臺路邊,采用飛車搶奪的手段,奪得被害人吳某的包一只,內有人民幣7200余元,三星手機一只等物,贓物價值人民幣800元。

        公訴機關認為:

        被告人顧某,張某搶奪他人財物,數額巨大,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其行為均觸犯了《刑法》第267條的規定,應當以搶奪罪追究刑事責任,建議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本案爭議焦點:

        本案兩被告人在偵查機關都先后多次對以上兩次指控都作出過有罪供述,但在開庭時都以受到刑訊逼供,誘供為由對第二起犯罪進行翻供,并否認第二起犯罪的存在。這就涉及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問題,即本案偵查機關取證程序是否合法,證據是否確鑿充分。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人員:

        江蘇天豪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親屬的委托,指派我出庭為被告人辯護,庭前,辯護人會見了被告人,認真查閱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剛才又參加了本案的庭審,現依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起訴書指控兩被告人參與實施了第二起對被害人吳某的搶奪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證據之間相互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從被害人陳述分析,被害人吳某于331日的報案稱:331日上午6時一刻,在光華路路口附近發生了一起搶奪案件,搶奪的騎摩托車行為人穿一件紅色夾克,坐車人穿一件黑色夾克,被搶包一只,內有現金692元和紅色手機一部,包內還有褲子和雨傘!

        辯護人對該起案件的發生無異議,但行為人是誰待查,現有證據不能認定是二被告所為。

        首先,就被告人顧某的供述分析對起訴書的第二起指控,在全部十三次供述中有罪供述只有兩次,其他十一次供述均是否認的,而這兩次有罪供述中最早的一次是在411號,也就是在顧某被監視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九天以后,結合被告人顧某今天的供述分析,該有罪供述完全系公安機關在逼供,誘供下形成,被告人還詳細地陳述了受到刑訊逼供的時間,地點,手段方式和在場人,但公訴機關無充分證據予以否定。故公訴證據的形成程序違法。

        另外,兩被告人供述之間以及被害人供述之間相互矛盾,顧某說:“那天早上6,7點鐘,在蘭陵路口搶了一個包,內有很多錢,有黑色手機,在橋下分贓,黑色手機我拿去了但沒用,手機賣給小偉朋友了,包扔河里了早上我穿黑色衣服,我騎車接小張的!倍鴱埬痴f:“那天早上六點多鐘,顧某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小魚網吧,后來我坐顧某車去市里轉了一圈,沒發現目標,后來在回湖塘路上,在三院門前那條路上搶的包,在顧某住處分贓,后一同把包扔河里,手機在小顧處。

        從以上言辭證據分析:

        案發時間不一致,被害人說是六點一刻,被告人張某說是六點多接到顧某電話才出來,又去市里轉一圈,在回來路上才搶的,時間應在早上八點左右。

        地點不一致,被害人說的蘭陵路口是否就是三院門前路上,無現場照片和辨認筆錄證明。

        騎車人衣服不一致,被害人說是紅色,被告人說是穿黑色。

        被搶手機顏色不一致,被害人說是紅色,而被告人說是黑色。

        包內現金不一致,被害人說是6925元,精確到元。而被告人說是7200多元。包內物品不一致,被害人說包內有褲子和雨傘,無被告人供述印證。

        (二)我們再從證據鏈的完整性角度分析,本案現有證據不足,主要缺少以下證據:

        1.被告人張某說案發當天早上顧某打電話給他,但無通話記錄印證。

        2.被搶的手機現在哪里,無贓物印證,顧某說賣給小偉朋友了,但無證據證明。

        3.包和包內物品兩被告人都說扔河里了,無打撈證明,無法印證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4.無指認案發現場的照片和錄像,公安機關證據丟失的說明不能免除其舉證責任,反而進一步說明了公安機關未能完成舉證義務。

        5.案發后公安機關在說明中陳述被告人使用了贓物手機導致破案,但贓物手機在案發后和誰通話了,無證言和通訊記錄證明。而顧某供述案發后他并未使用該手機,顯然公安機關的說明無證據支持。

        二、起訴書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中贓物價值人民幣80元,證據不足,依法不能成立起訴書指控認定吳某被搶手機價值人民幣800的唯一證據就是鑒定結論,但辯護人認為該鑒定結論的鑒定依據不足,因為該鑒定一無實物供鑒定,二無發票作參照,三無證人證言印證,四無被告人一致的口供印證。唯一的一份手機包裝盒又丟了,退一步講即便包裝盒不丟又能證明什么呢?故辯護人認為這樣一份不負責任的鑒定結論如空中樓閣,如無源之水,依法不能成立。

        三、公訴機關對以上證據中的矛盾和疑點負有舉證責任辯護人請求合議庭結合五部門聯合頒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著疑罪從無的法律規定對被告人從輕處罰

        綜合以上分析可見,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涉嫌的第二起搶奪犯主要是靠言辭證據定案的,而不注重收集原始證據和物證,但根據證據規則的規定,言辭證據定案的前提是言辭證據前后穩定,否則不能草率定案、聯系本案來看,本案現有證據之間的矛盾無法排除,疑點無法解釋,且無相關物證予以印證,更何況兩被告人一致陳述了在偵查階段受到刑訊逼供和誘供的情節無法排除,故本案證據嚴重不足。根據《刑訴法》第3條、第46條以及五部門《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辯護人建議合議庭對查機關在偵查環節獲取的被告人對第二起犯罪的有罪供述不予采信。

        20101013日,常州市鐘樓區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支持了辯護人的以上辯護意見。

         

        【辦案心得】

        我國刑事立法和法庭審理的價值取向,由原來的重實,輕程序,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歲月已發展為程序與實體并重,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同步的時代。五部門聯合頒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我們刑辯律師提供了利器,本案中辯護人就是充分運用這一利器為被告人進行辯護,更好地維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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